温州茶“代言人”

　　“茶圣”陆羽《茶经》曰：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温州是浙东重要产茶区之一，这里四季温和、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据《唐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浙产茶10州55县”，而温州下辖四县(永嘉、安固、横阳、乐城)均在内。

　　温州茶叶品质出众，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成为贡品；南宋时期，温州茶叶迎来了发展契机，当时的产量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好山好水产好茶，温州茶的“出圈”离不开历代文人的持续“带货”。他们钟情于温州茶的幽香，提及时不吝赞美之词，成为温州茶的“代言人”。

　　唐代张又新：

　　　为仙岩瀑布水打call

　　中国人饮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人们视茶为药物，从野生的茶树上砍下嫩梢，先是生嚼，后加水煮成汤。随着时代推进，人们不断探索大千世界的可能性，茶逐渐从药品偏向饮品。

　　到了唐代，人们进一步追求喝茶的口感，即讲究茶叶的色、形、香、味，以及泡茶用水的清、甘、洁、冽，文人雅士间普遍流行煎茶这一工艺、技法。

　　唐寅所绘《煎茶图》。煎茶流程为：炙茶，即火上烘烤茶饼；碾罗，茶饼冷却后，放入茶碾中碾成茶末；煮水；投茶，水沸时加入适量食盐调味；分茶，第一碗舀出的水名为“隽永”，味道上佳，此后第二、三碗，味道皆次于“隽永”，第四、五碗则“非渴甚莫之饮”。

　　大约公元825年，深州陆泽人(今河北深县)张又新在任温州刺史，嗜茶的他十分看重烹茶用水的品质，撰写了约900字篇幅的《煎茶水记》。这是继陆羽《茶经》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茶学著作，详细阐述了各地水对茶色香味的影响。

　　在文中，张又新将当时瑞安仙岩的瀑布水列为适宜煎茶的好水，甚至认为其品质不亚于时人口中排名第一的“扬子江南零水”：“及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

　　《煎茶水记》被收录入《四库全书》

　　作为大罗山南面的支脉，仙岩集成了大罗山出尘秀逸的绿色山水，能用作煮茶的好水不仅有瀑布水，还有珠泉池的池水。据民国《仙岩山志》卷一载：“珠泉池，在圣寿寺方丈东北隅……澄澈见底，频起泡沫，故名为珠泉，掬以烹茗，味甚干洌。”

　　值得一提的是，仙岩土壤肥沃，植被种类丰富，旧时亦是产茶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专业茶厂收购茶农种植的茶叶、茉莉花等。

　　宋代赵佶：

　　　钟情温州入贡的茶

　　温州茶品质出众，宋代已入贡。

　　据宋人沈括记载：“本朝淳化二年(991)……睦、湖、杭、衢、温、婺、台、明等州岁纳片、散茶共四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斤。”

　　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包括斗茶品、斗茶令和茶百戏等。片茶是宋代斗茶的主要原料。图为南宋刘松年《斗茶图》。

　　这里所说的片茶、散茶均为宋代主要茶叶形态。散茶，就是蒸青后不揉不压，由芽茶炒制或烘干而成。片茶的制作工艺相对更复杂，需经过蒸、揭、拍、焙、穿、封等系列程序，加工成膏饼状的茶产品(即茶饼)，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茶产品。

　　宋代皇帝中，宋徽宗赵佶尤其钟情温州入贡的茶。他于茶叶专著《大观茶论》的开篇即称：“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好几处茶坊、茶肆。

　　南宋迁都杭州后，温州茶叶迎来了发展契机，温州的产茶量被朝廷记录研究。据徐松《宋会要辑稿》转录：“绍兴三十二年(1162)，温州(永嘉、乐清、平阳、瑞安)产茶数五万六千五百一十一斤。”另据《乾道会要》(为1165—1173年间的朝廷要事)记载：“浙东路温州永嘉、瑞安、平阳、乐清产茶四万七千八百五十斤。”这两个数字，意味着当时温州的茶产量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自宋入贡后，温州茶叶持续走红，明朝亦为贡品。这一期间，温州“推介”给皇帝的是一旗一枪(一芽一叶)的明前、雨前茶。据明弘治《温州府志》载：“茶，五县俱有之，惟乐清县雁山者最佳……而瑞安湖岭、平阳蔡家山所产者亦佳焉。”

　　宋代叶适：

　　　最爱写茶的温州人之一

　　温州的历史名人中，喜欢喝茶的不少，南宋大儒叶适(1150—1223)算是一位，且写过不少与茶相关的诗文。传播度最高的当属他晚年卜居会昌湖畔水心村，远眺西山所作的诗《西山》：

　　对面吴桥港，西山第一家。

　　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

　　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

　　更瞻东挂彩，空翠杂朝霞。

　　叶适爱茶，友人便常常以茶相送。比如陆羽《茶经》里的“珍贵仙茗”，欧阳修笔下“两浙之茶，日铸第一”的日铸茶。此茶主产于绍兴会稽山麓日铸岭(绍兴平水镇境内)，又称日铸雪芽，白毫显露，有着兰花芳香。

　　日铸茶名满天下，带动日铸岭及周边的种茶业。如日铸岭余脉相连的新昌，这里的自然山水与日铸岭相近，制成的茶叶也属日铸茶，口味甚至赛过日铸岭所产。

　　新昌人黄文叔(1138—1213)曾将家乡产的日铸茶送给叶适。叶适品茗后甚是喜欢，于是写了首《寄黄文叔谢送真日铸》以表谢意，文中探讨了日铸的香和色，称赞这才是地道的“真日铸”。

　　在喝茶这件事上，叶适经验丰富，口福不浅，他应该还喝过当时名声极盛的“蒋富山茶”，所以才有《挽巩仲至》中“秉我乌桕烛，瀹以蒋富茶”的描写。

　　作为最爱写墓志铭的文人之一，叶适在记录他人生平时，总会突出与茶相关的内容。

　　永嘉四灵画像戴宏海/绘

　　“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这四位皆是耽茗之人，其中，徐照尤甚，曾自称“嗜茶疑是病”“病去茶难废”。叶适牢牢把握住了徐照的这一爱好，在其墓志铭中写道：“嗜苦茗甚于饴蜜，手烹口啜无时。”

　　他为四灵中的徐玑也写过墓志铭。为展现徐玑的性情秉直，他特别记录了徐玑任建安主簿，因监造御茶与上司发生争执的事：“监造贡茶，其长欲取于数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荐天地宗庙，非臣下所宜得。’”大大赞赏了徐玑阻止长官私拿御茶的义举。

　　南宋时商人须获得国家许可后方能从事茶叶生意，此许可证叫“茶引”，上面写有茶叶购买数量，以及买卖往返规定日期。

　　叶适甚至为茶之事上书皇帝。彼时宋人普遍饮茶，茶叶市场蓬勃且庞大。正因如此，南宋官府通过严格的层层把关，控制茶叶贸易。对此，叶适上书反映茶叶专卖制度的弊病，认为国家征收的茶叶税太重。他还积极评价了蔡京的茶法改革，支持将政府严格控制的茶政开放为自由贸易。

　　清代陈虬：

　　　“瓯茶”改良第一人

　　清代温州司马郭钟岳在《瓯江竹枝词》中写道：“立夏清和四月天，与郎商酌岁支钱，红花盐菜俱难缓，更买新茶过一年。”及至清代，茶已完全融入温州百姓的生活。

　　然而，温州茶叶成名早、产量多，全域却分布较散，迟迟没有进入有序化、规模化发展。特别是清廷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使得温州茶叶外运必须经过内河，费用繁杂，产业发展滞后。

　　据《宋会要辑稿》载，宋时两浙路与江南东路的茶商多为活跃于草市的小商贩。可见温州茶叶一直都是分散发展。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开埠，茶叶成为出口货物之大宗。次年，温州港出囗茶叶279担；光绪六年(1880)，猛增至2339担。

　　随着贸易额的增大，温州茶产业松散的弊端逐渐暴露。

　　清光绪十五年(1889)，瑞安中医学大师、“东瓯三杰”之一的陈虬(1851—1904)在《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中建议：“阖郡出口之货以药材、茶、矾、瓯柑为四大宗……盖无公司以持之也。拟请练达绅富主其事，一切出口货物皆分设公司，郡城、上海各设一局，拣正货物，平定价目，分次出口”，并指出“茶则无论印度、东洋、俄、美等邦日渐广植，即就内地而论，吾瓯亦不敌鄂省之夥。宜聘请谙拣茶师，先于郡局自行严拣，分等装箱，务使瓯茶着实可靠，庶瓯庄名目大振，将来获益可无算也”。陈虬从生产、销售等相关环节，对温州茶产业提出全面改进的建议。

　　据此，有不少学者认为，陈虬是第一个呼出“瓯茶”概念的人，也是温州茶叶改良第一人。

　　民国二十二年(1933)，温州商业巨擘、瑞安人许漱玉将五马街上的许云章绸布店和博瓯百货店两店合并，改名云博百货商场，内设茶室、餐馆等。

　　几年后，瑞安学者，陈虬的门生池仲霖在前者基础上，撰写了《整瓯茶议》和《瓯茶利病条陈》，呼吁官方“振作瓯茶”，建议“设公司以揽茶务”，进而编茶户、聘茶师、禁商贩、减税厘。

　　在陈虬、池仲霖等一批晚清维新志士的建议、推动下，温州茶叶稳定发展，出口量持续增加。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温州港茶叶出口量达到39644担，占土货出口总值的71.9%。随着外销的兴起，各地茶商也纷纷来到温州开设茶栈、茶行。来往交流间，瓯与茶，更深入地于此间沉淀、融合、焕发。

　　参考资料：《瑞安茶叶史话》俞光

　　《浙江温州茶叶的发展与传承》孙淑娟黄向永董占波盛小宽

　　《温州茶文化及其对温州茶产业发展的影响》叶丽琴

　　《宋韵温州》温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温州茶业》吴树敬

　　《温州茶韵》卢礼阳邵余安

　　《温州茶史》瞿炜

　　来源：温州三十六坊、温州宣传

　　原标题：温州茶“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