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永嘉学派赋能温州现代化实践

　　季子正

　　如何深化对“人文经济学温州样本”的研究，认识“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的规律？这问题自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享誉全国以来，就为专家学者们津津乐道，特别是温州现代化实践与永嘉学派之关系很受瞩目。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拥有5500多年渔耕文明史、2200多年城市发展史。永嘉学派，是指南宋时期培育、繁盛和流衍于温州的学术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为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等，注重通过对历史中典章制度的因革变化之研究，建立起能够解决现实中社会问题的经世致用的制度体系。光阴流转，作为南宋时期儒家思想的瑰宝，永嘉学派已成为温州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文化基因；今时今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永嘉学派在新时代温州现代化实践中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经世致用

　　永嘉学派与温州现代化实践良性互动

　　永嘉学派，诞生于“现代化”初步萌芽的南宋温州，深刻反映了温州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需要。历史上，温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促使当地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务实的民风。由晋至宋，山水斗城偏居东南，少受兵灾人祸，多有人口迁入，南北人文荟萃；通商口岸开辟，货纤靡人多贾，工商业尽繁荣。一方面，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先进文化传入和适度人口压力催动的社会转型迫切要求儒家理论实现崭新发展；另一方面，国家面对现实危机，孝宗即位求复兴策、理学心学疏于应对的局面迫切要求温州士人构建理论自觉。由此，永嘉学派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学术正统产生，形式上延承北宋“二程”学说，内容上反映地方发展需要和务实民风，从薛季宣的“一定之谋”到叶适的圣王之道“内外交相成”，开创了经世致用的“实学”。

　　永嘉学派，复兴于“现代化”被动发轫的近代温州，广泛凝聚了温州士人应对冲击的文化努力。温州开商埠较早，得风气为先，基督教挟着对华经济、政治、军事的优势而迅速传播，永嘉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寄予了“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能富国强兵而抵御外侮的期望。孙衣言、孙锵鸣等积极整理学术、授徒讲学，奠定了近代温州的学术和人才基础；孙诒让、“东瓯三先生”等倡革新、启民智、办实业，形成了近代温州的“风气趋新”的社会风貌。永嘉学派的近代复兴造就了具有“经世致用”“融会中西”思想的进步青年。

　　永嘉学派，熔铸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温州实践，深入滋养了温州人民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南宋以降的温州，尽管经济社会显现出转型趋势，永嘉学派展现出现代化意蕴，但是在历史上未能突破传统的窠臼，在近代中没能实现现代化理想。事实上，唯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温州现代化实践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永嘉学派才展现了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务实精神推动制度创新”的鲜明特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永嘉县委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试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书写了“全国包产到户第一县”的传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温州人民以“小商品”创造“大市场”，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以创新为最大内涵的“温州模式”。

　　义利并举

　　永嘉学派寓于温州现代化实践的价值意蕴

　　“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终极价值奠定了温州人民“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创新”的文化底蕴。考察永嘉学派对于温州区域文化的影响，其所言之“事功”，是为“公利”而非“私利”，是以“经制治法”力求富民强国，在终极人生问题上是对“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强调。正是因为“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终极价值关怀，温州人民在近代民族危亡之时，敢于先人一步、率先创业，成就非凡之举。

　　“教人就事上理会”的思维方式孕育了温州人民自南宋以来已然具有的“近世化”的启蒙意蕴，形成了现代化的思潮与运动。现代化是追求现代性的过程，永嘉学派的精神对于温州追求现代性，即构建起现代性的两大根基(理性和主体)具有滋养作用。一方面，“事上理会”的中心是人，在“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终极价值关怀下，人的主体性始终在场，不断彰显了主体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事上理会”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是在“道不离器”“道器统一”的原则指导下务实地解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风格。由此而言，永嘉学派“教人就事上理会”的特点，激励了温州人民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组织优化，务实地实现目标。

　　“以经制言事功”的行为方法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温州实践的“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永嘉学派在与程朱理学的长期较量中发展出对于古人“经制治法”的推崇，即认为将经典中的制度和治理之法运用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则可重振政治，缓解危局。历史上的温州现代化实践是在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之下产生，面对的是资源匮乏、资金缺乏、交通闭塞的困境，而破解的方法恰恰在于改变传统体制以适应现代形势，从而形成了“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体制机制。同时，这一体制机制，又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重构，实现创新。这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已逐渐融入到温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群体的务实作风与实践中逐步地形成了“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温州现代化实践。

　　“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回望历史，永嘉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精神，走过近千年岁月依旧光彩夺目；瞩目未来，永嘉学派将继续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绽放勃勃生机，以“两个结合”为新时代温州现代化实践赋能增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浙江温州的历史和经验”(22YJC710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温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