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地自古出才子

　　最近几天，随着高考放榜，温州人的朋友圈被高分考生的喜讯刷屏！瑞安塘下一小区住户家的考生王奕文在这次高考中取得了726分的佳绩，小区热闹得像过年。

　　“天瑞地安、人杰地灵”“瑞安出才子”是网友评论的高频词。

　　瑞安确实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名城。在近代，这里孕育了著名的孙黄家族，推动新学盛行，后进蔚起，文风勃兴。

　　但温州，不止瑞安出才子！近现代的温州涌现出了孙诒让、夏鼐、夏承焘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文学的“温州现象”同样备受关注。

　　一

　　在温州市图书馆，有一副楹联：“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出自孙锵鸣之手，还有一副楹联：“书从历事方知味，理到平心始见真”，出自黄体芳之手。

　　在图书馆里阅读学习的读者们，或许可以透过这两副对联，在书页之间跨越无数个时空，对望前贤。

　　以“三孙”(孙衣言、孙锵鸣和孙诒让)与“五黄”(黄体正、黄体芳、黄体立、黄绍箕和黄绍第)为代表的孙黄家族在瑞安留下深厚的历史印记。

　　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序》里，孙诒让这样写道：“瑞安褊小，介浙闽之间，僻处海滨，于天下之形势，不足为重轻。然储材兴学，以待国家之用……固不容以僻远而自废也。”

　　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叔叔孙锵鸣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

　　孙衣言(1814—1894)，号琴西，斋名逊学，官至太仆寺卿。孙锵鸣(1817—1901)，号蕖田，晚号止庵，十九岁时中举人，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九年后，三十七岁的兄长孙衣言考中进士。

　　孙锵鸣首次担任会试考官时就识拔了李鸿章和沈葆桢，有“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将相两门生”之誉。而孙衣言是曾国藩的门生，与俞樾同年中进士，交游广阔。

　　清末乱世，如何自处？同治五年(1866)，五十二岁的孙衣言亦开始经历“存在主义危机”：“恐碌碌其无闻，不知天下后世，当以汝为何等之人？”光绪五年(1879)，孙衣言致仕回乡，以诒善祠塾为据点，与弟弟孙锵鸣一同培育人才，挖掘乡邦文脉，“于是温人始复知有永嘉之学”。沉寂数百年的永嘉学派从旧世界被引渡到新时代的岸边，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孙衣言建的玉海楼，“不徒为一家设也”。孙衣言由衷地希望凭己之力提携乡里后生，让故乡的文风愈发勃兴。

　　二

　　“五黄先生”之一的黄体芳，亦是受到孙衣言深刻影响的乡里后生之一。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循引、莼隐，是孙衣言的门生，人称瑞安先生，亦与张之洞等人并称“翰林四谏”。

　　世居瑞安小沙巷的黄家留下“叔侄三进士”与“一门四翰林”的佳话。值得一提的是，黄绍箕与黄绍第皆为孙锵鸣的弟子。

　　孙衣言次子孙诒让(1848—1908)，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容，晚号籀庼，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清末三先生”之一，被梁启超称为“清末第一大师”。

　　面对时代的巨变，孙诒让开始思考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学问研究是否已陷入“刍狗已陈，屠龙无用”的困境。

　　孙诒让的儿子孙延钊曾这样评价父亲：“籀公生平具有学而时习、到老不厌不倦精神。”久居家乡的孙诒让时刻保持学习新知的态度，从在外的朋友身上跟进了解时代趋势。黄绍箕便是他最为重要的诤友之一。

　　黄绍箕(1854—1907)，字仲弢，晚号鲜庵，黄体芳之子，光绪六年(1880)进士，与孙诒让一起被称为“瑞安二仲”。黄绍箕二十七岁就考取进士，宦于京朝，结交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加入强学会，提倡教育，“头脑崭新”。黄绍箕曾受业于张之洞门下且颇受赏识。

　　在孙诒让和黄绍箕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新旧交替的震动与阵痛。孙诒让地处僻远的瑞安，距离“震中地带”较远，因此他感受到的“时代震动”，带着“时差”。而宦游在外的黄绍箕，则扮演着传达者与并肩同行者的身份。二人拥有共同的教育理念和使命感，均将教育视为“身心性命之事”。

　　甲午战败之后，举国思变，黄绍箕与孙诒让、黄绍第等人联手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改名为学计馆)，设立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由张之洞题写“学计馆”三字校牌。该馆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新式学堂，亦是我国最早的算学专门学校之一，也为后来温州成为“数学家之乡”奠定了基础。

　　在“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局里，像孙黄家族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于温州这片沃土，亦以自己的方式对故土进行反哺。

　　三

　　晚清民国时期，大儒孙诒让、孙黄家族见证了温州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认为，从温州的千年文脉来看，温州文化史曾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宋代永嘉学派，叶适及其弟子“永嘉四灵”的出现；二则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现孙诒让这样的大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温州一直以经济上的改革探索引起世人的关注，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在这样一个经济、商业的发达地区，后来应运而生一批活跃在全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2010年，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提出了文学的“温州现象”之说。

　　文学的“温州现象”的出现，较经济的“温州模式”略晚10余年，从20世纪末影响至今。温州地区涌现出一批实力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且屡获重要奖项，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琦君散文奖、中国寓言文学“金骆驼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相继落户温州。此外，网络文学的崛起也是文学的“温州现象”的一部分。

　　2018年第四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奖，莫言来温州领奖，一上台就很幽默而谦逊地说道：“来到温州，我是很害怕的，温州现在作家很多，尤其是有人写作用的都是‘王的手’。”莫言所指的正是温州作家吴琪捷的笔名王手。

　　作为温州文学现象的代表作家，东君近期发表了新作《无雨烧茶》，通过十个中短篇小说，描绘了浙南老城新旧更迭中烟火日常，细腻刻画了那些不追时代步伐、匀速生活的人物，塑造了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普世人性意义的小说世界。

　　除了东君之外，温州长期活跃着一群创作实力强的中青作家群体，包括海外的张翎、陈河，国内的王手、马叙、程绍国、钟求是、吴玄、哲贵、池凌云和慕白，还有网络文学作家蒋胜男、善水等。

　　所有关心温州文化的人都在深切期待，见证温州文化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