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历史文化发展的两大段落 ——温州历史文化漫谈系列之一

　　钱志熙

　　“温州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整体中发生、发展，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但它又是具有地域文化的性质，有它的一种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历史与地理的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我们研究温州的历史文化，既要充分重视它的地域特点，又要把它放在整个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来把握。

　　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题为《论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当然是很初步，并且也很不全面，甚至有错误。但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强调从华夏文明的整体发展中研究温州古代的历史文化，也重视其与其他尤其与相邻、甚至可以说相涵的吴越、闽越等地域文化的关系。我现在研究温州，仍然是这样一种理解。

　　从古到今，温州历史其实一直被叙述，近年来温州历史文化的整体与各种个案，成果尤其丰硕。古代修的各种温州府及各属县的方志，都在各自时间与空间范围内、以各自的方式讲述、研讨温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历史。就当代来讲，也有多种整体地叙述、研究温州历史及文化发展的著作。

　　据胡珠生先生的介绍，现当代最早的对温州史进行全面探讨的，是朱烈1962年在温州地理学会上发表的《温州历史地理》的长篇论文。其后还有徐顺平先生1980刊行的《温州历史概述》，蔡克骄先生1998年出版的《瓯越文化史》。胡珠生先生1919年出版的《温州古代史》篇幅达91万字。最近的就是温州市组织，由吴松弟先生主编《温州通史》。就仅从当代的温州史撰述来看，温州历史文化的研究，的确已经形成为一个学科。

　　温州的历史及其文化发展，根据其在域内的影响及成果，可以分成两大段落。即从远古到唐代为一大段落。宋代以后为一大段落。

　　这样一种看法，其实源于宋、明时代的人，无论是温州本地学人，还是温州之外的其他学者。他们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温州地区在宋代以前，人物与著述寂寥少闻，而进入宋代以后，不仅预流域内的整个文化发展，而发展得十分迅速。南宋永康人陈亮的词句说：“人物满东瓯”，决非一句客套的话。

　　其他地区，如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以及传统上也称为浙东的绍兴、金华，汉唐时代，已经有不少的事迹、人物、著述。但温州本土却到宋以后才出现繁荣。

　　我用“士大夫文化”这个概念，经学、儒学、文学以及“士大夫政治”，都是属于士大夫文化。上述所说的温州文化的发展现象，也应该“温州本土的士大夫文化”这个概念、这个范围之中来认识。这个就是有些研究者所说“大传统”。至于一般的文化，比如人们一般生活，甚至包括农、商、宗教、歌谣、曲艺等，尤其是属于“小传统”的文化。它的发展情形如何，则是文献缺乏记载。

　　当然，我们现在考古学、人类学及一般的文化学各种方法，去探索唐以前，也包括唐以后“士大夫文化”之外的一般社会及文化发展的情形。这后者，是我们当代研究温州历史文化的学者所能做出比古代学者更好的一种成绩。甚至是我们现在学者，不仅根据考古可以了解温州的史前文明，至少我们知道许多新石器温州人活动情况。甚至于我们根据自然地理与地质的研究成果，知道温州东部平原几次海浸的情况。胡珠生先生《温州古代史》绪论第二节“温州地理环境的变迁”，就充分地利用这方面的成果。他甚至根据“岙”字地名，勾勒出处于岐海之外温州古代海岸。这是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

　　但我在看到这些研究时，总想起我小时听大人说的一个故事：在道士岩西几里外一个很高穿鼻岩，说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是系船缆的地方。这当然很可能是神话。大人还说：我们这里原本是一片海洋。这种说法，自然与当代的历史地理与地质学者的研究无关。当时有可能它也在一定程度引导、启发了当代的科学研究。可见民间有一种口传式的叙述。我上面说“士大夫文化”，温州文化的文献记载。是不是还有一种纯粹在民间以口传的形式讲述的温州历史呢？这个其实也值得研究。当然，有些东西，介于文献叙述与口传之间。比如关于东瓯王、甚至关于郭璞设讲永嘉郡城、王羲之的五马出守、墨池，都是后来文献，而不见早期的文献。因此就有争议。有些口传变成文献叙述，有些文献叙述来自于口传。

　　我们承认，民间口传的传统很重要。但我们得承认，书写历史主要是士大夫文化传统。所以，宋、元、明、清的学者，异口同声地说，温州在汉唐时代人物、事迹，寂寥无闻。无论如何，他们说的是一种基本的事实。所以，温州的历史文化，应该分作远古到唐代，宋代以后(确切地说唐末五代以来，或者晚唐到北宋初可以看成两大段之间一个过渡)两大段。

　　用一个或许并不恰当说法，温州的历史文化，在宋代之前，基本上是被叙述的。外面的学者、官吏，是温州历史的叙述者，温州文学的创作者。这些人里面，最重要、最著名的就是谢灵运。通过他的诗、赋、记传，我们知道了那个时候的温州。不仅是士大夫文化，还有一些民俗、语言。

　　我读谢灵运的《山居赋》，里面有这样句子：“崐涨缅旷，岛屿绸沓”。其自注云：“海人谓孤山为崐。”这里海人，就是当时永嘉郡人。按温州有屿名灵崐，在瓯江口。上有山曰单崐、双崐。此即灵运所说的海人谓孤山为崐。当为瓯越古方言。由灵运之赋，可知亦为灵崐为古地名而保留至今者。

　　还有一条材料，我在给陈增杰先生《宋元温州诗话》写序时用过，谢灵运《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诗中有“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之句，是说自己听到当地歌曲，因为语音的关系，听不太懂。说明我们温州地区歌谣是很丰富的。谢灵运一位文人诗人，但他对歌谣很感兴趣。后来温州地区的各种民间曲艺、甚至南戏，可能都能从更古代的温州歌谣中找到源头。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文献。

　　当然，宋以前温州被书写，并非都是我们看起来高兴。也有一些我们看了不怎么高兴的。比如，在梁代曾任永嘉郡守的丘迟，在文学与政治都是谢灵运继承者。他留下一篇《永嘉郡教》：

　　贵郡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而曝背拘牛，屡空于畎亩，绩麻治丝之声，无闻于窐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植。遨游廛里，酣酺卒岁。越伍乖邻，流宕忘返。才异相如，而四壁独立；高惭仲蔚，而三径没人。虽异文翁之正俗，庶几龚遂移风。(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十五，严可均《全梁文》卷五十六)

　　这篇短文，无论如何，是了解南朝永嘉郡的重要文献。我欣喜地知道，它已成为东南沃壤、一都巨会，也就是已经很发达。但是却有一种男不勤耕、女不勤织的懒散嬉游的风气。丘迟决心要改造它。这不是丘迟的偏见呢？这种风气怎么来呢？温州属海洋文化，又是移民文化，这两种都是有勤劳的因素的。

　　但是我一种理解，这种嬉游的风气，可能是一种事实。它很可能来自南朝士族的一种风气，以致影响于民间。尤其是一些读书，学不业，而又不喜躬耕。模仿士族的遨游，也就是丘迟所说“才异相如，而四壁独立；高惭仲蔚，而三径没人。”陶渊明的《劝农诗》中也说到他生活的地方有这种情况。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两晋南朝时代，温州本土居民，应该是一种“士族”的。但是一直到唐代，好像都没有著名的士大夫人物出现。

　　所以，温州历史前面一大段，也可以是主要被书写的。这可不可理解为温州前面历史一个特点？与此相对，温州后一大段历史，即宋元明清的温州历史的书写者，文化的创造者，虽然仍有重要的一部分是温州之外人来书写。比如宋代杨蟠那首：“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温州”，比如清代梁章钜的《浪迹丛谈》对温州历史的详细研究，甚至大量外来宦游、客游者对温州的咏写，这些咏写或多或少继续南朝、唐代外地学者视温州为特殊地域，多少采风的兴趣。总之，这一脉仍是很重要的。但是，后面的一大段温州历史文化，书写、创造的主体，是温州的文人学者。他们不仅书写士大夫文化，也书写温州的整个。从这里看到，文明的书能力、创造能力对于一个地域文化，是多么的重要！

　　从主要是被书写，到主动的、自我书写，我们看到温州历史文化的一种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