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试论永嘉学派的近代重振

　　《永嘉丛书》，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可阅览。

　　1896年9月，宋恕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合影。

　　洪振宁

　　在近代中国，古代学术得以重振的，一是永嘉学派，二是颜李学说。面对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近代学人寻找思想资源，祈盼有一种思想上的传统力量，以此来对接外来文化，推动社会转型。

　　重振的开始

　　从文献入手的努力

　　晚清学者孙衣言，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将宋代的永嘉学派，视为晚清应对千年变局的思想资源，永嘉学派本身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精神与务实求变学风，也正是晚清知识人所需要的。形势之下，不得不“求变”与“图新”。因此，孙衣言以为“今日之务，以学术为急”。他用了后半辈子的40年，来做“复活永嘉学派”这件大事。他所做的事情，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编辑刊刻永嘉丛书。那时，宋代永嘉学派已600多年无人赓续，诸位学人的著作，600多年中极少有人续刊，罕见的几个刻本、抄本也仅为人珍藏。孙衣言任职在外，与当时的知识精英颇有交往，他四处征访乡贤遗著，借阅抄写，恣意购求，多本互校。自1870年开始，刊刻《水心别集》；第二年刊刻薛季宣《浪语集》，得到李鸿章的赞助；至1882年刊刻《水心文集》，1884年将手校本《习学记言序目》交付给黄体芳，由他在江阴刊刻，共用15年的时间，刊刻《永嘉丛书》16种303卷。他还想继续，至1887年，孙先生给在广东的张之洞写信，请求帮助。

　　二是梳理文脉、编撰年谱。孙衣言又用了18年时间，梳理温州学术发展脉络，编辑《永嘉学案》，以后扩充并更名为《瓯海轶闻》，共58卷。其中甲集21卷、约38万字，是全书的精要所在，概述宋代温州学术的主干“务通经以致之用”的经制之学，即永嘉学派。又搜集相关史料，辑编《永嘉集》内外编74卷，与其弟孙锵鸣相继撰写周行己、郑伯熊、陈傅良、叶适的年谱。在永嘉学派的近代重振中，孙氏兄弟与孙家父子做出大量的工作，业绩显著，功劳极大。

　　三是培育人才加以传播。孙衣言又创办诒善祠塾，经营十多年，在家乡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才，其中规定学生要读永嘉学派学人的著作。除孙诒让、杨晨、杨镜澄是自小随从孙衣言读书外，进入诒善祠塾读书的主要有宋恕、项芳兰、项方蒨、池志澂、林庆衍、胡调元、周珑、周拱藻、何庆辅、周焕枢、周恩煦、周恩锜等，早期学生还有林用霖、金鸣昌、章楷等人。任教于诒善祠塾的有洪炳文、张棡、许小梅等。1888年，孙衣言建筑玉海楼藏书，特色是乡邦文献，向乡里后生读书人开放。

　　曾经在诒善祠塾读过书的宋恕评论永嘉学派的重振复活，说“天荒首破，曙光乃来”，“于是温人始知有永嘉之学”。

　　重振的后续

　　众多温州学人的接力

　　如果说，孙衣言等人主要是从内部发明传统，寻找应对千年变局的思想资源，那么，一大批陆续走出温州、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更能以务实的精神开眼看世界，深入思考“求富图强”的实践问题，并把探索社会问题答案的方向转到向外国寻求知识。

　　留学生回到家乡后，往往成为兴办实业的带头人，或对地方的新式教育起到领头人的作用。

　　如李墨西兄弟开温州近代食品工业的先河，又在温州地区最早引进铅字印刷技术；项沇同在瑞安创办电灯厂；沈公哲则经营晶华冰厂与永华铁工厂；王鸿年1898年到东京留学，相继编译或编写《宪法法理要义》《国际公法总纲》《日本陆军军事提要》《日本语言文字指南》《新撰日华会话编》等。项骧、林大同等人外出留学前，先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林大同1902年在上海出版译作《论理学达恉》，项骧则译《英德学制比较》，该书1903年在上海出版，1904年参展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较早游历日本的黄庆澄，是温州人中优秀的一位，他是孙衣言的再传弟子，杨镜澄、金鸣昌的学生。杨镜澄、金鸣昌与孙诒让、吴箴一起，曾经于1899年在温州城区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专门学堂。开眼看世界的知识人，往往成为了推动知识与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

　　孙衣言之后的温州学人陈虬、宋恕、黄绍箕、孙诒让、陈黻宸、金鸣昌等人，以永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命，“立志使永嘉学派复活”(宋恕语)，注重从经世之学中发明传统，探路在前，继承清初浙东学术与颜李学说的经世传统，特别是从维新思想家冯桂芬的著作中得到启示并汲取力量，他们力图将传统的通经致用，变成为当时变革维新的思想资源，成为“经理世事”或“经国济世”的有用之学。

　　晚清是变革的时期，13位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之中，就有陈虬、宋恕两位。陈虬于1883年写出《治平三议》，首倡大同说。他写作的《治平通议》，是最早明确主张全面变法的论著，1893年在温州刊刻。陈虬说：人有人的病，国有国的病，现今吾们大清国的病呢，是坐在“贫弱”两个字，只有富强是个对症的方儿。陈虬系统提出“富策”14项、“强策”16项、“治策”16项。宋恕决心“为世界苦人立言”，著有《六斋卑议》。他的变法主张，极富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学校、议院、报馆三端”，是国家富强的三大纲领，为自强之源。他还提出振农、振工、振商三业，主张借鉴各国经验，创办三业学校，造就三业人才。

　　从学理上看，经世之学至少包括“经世之理”与“经世之术”两个方面，陈黻宸1902年至1903年在《新世界学报》发表《经术大同说》上下篇，主张治经学者当关怀现实，以“信经、爱经、尊经、重经”达到“经术大同”，认为“但以益人理想，振人精神，为救中国要策”。他还强调经学与西方学说之同，可以相互增益。

　　重振的价值

　　助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

　　认真说起来，孙衣言之后而得以重振的永嘉学派，已经不是宋代时期的永嘉学派，而是应对千年变局，通过开新与建构，与时俱进，拓展为一种近代的新的学说，或许可称为“后永嘉学派”。

　　传统学术文化从“旧学”走向“新学”，其内在动因即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目标，也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主潮。“新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先进的知识人做出许多努力，促使外来的西学与中国原有的经世之学相结合。他们把“经世致用”落实到近代中国的变革与建设的实践中，探索改善民生、致富图强之路，兴办学堂、创办报刊、翻译著作、传播新文化。一大批温州人留学海外回国后，研探近代科学，传播科技知识，推动新农业与工商实业的发展，与当时先进的知识人一起，推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推动民主与科学在近代温州乃至部分中国城市的落实。

　　永嘉学派的清代重振，使得中国传统实事求是精神与近代科学的经验方法之间，在一个地区架起了桥梁。近代温州知识人因为从小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比较容易转向近代科学，近代后期致力于科学研究与从事科普的，写作这方面的著作也就比较多，投身科学研究，如苏步青、伍献文、吴襄、曾勉、曾省、任明道等；法学家也多，译介科学读物，编著科普读物，如李毓镛著《维他命》，夏诒彬、李锐夫等人的科普著作，温太辉、宋慕法编译专著、介绍电视等，在民国时期即多达二百余部。

　　要之，现代性在近代温州的不断生成，与千年变局、与外来文化有关，但又以永嘉学派的重振为起点。晚清时期，经世致用的思潮，随着时事不断演进。原来就留意经世之学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尤其是将复振永嘉学派为己任的温州学人，在大变局来临之后，主张推进变法图强，他们需要一种沟通中西学术、链接新旧学说的理论，于是选择了永嘉学派与颜李之学。这在当时，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可能是最为恰当合适的选择。“经世之学”成为由此入彼的津筏，是中学面向西学从而走向近代新学的学术基点，也是使得他们走向推动社会转型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