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对深化永嘉学派研究的建议

　　最近，市委主要领导就深化永嘉学派研究、深入挖掘“永嘉学派”的新时代内涵多次提出要求。本文拟就此谈点想法，提点建议。

　　一个总的观点是：南宋创立的，倡导通经致用的永嘉学派，是学派的原本体；晚清复活的，作为思想资源的永嘉学派，引导了“后永嘉学派”；当代继承的，成为文化土壤的永嘉学派，当创新发展，建设新永嘉学派，即推进温州学研究，推进社科研究和学术创新，创立温州学派。

　　倡导通经致用的永嘉学派

　　800年前，永嘉学派的创立和发展，以周行己为先导，薛季宣为开创，陈傅良为中继，至叶适集大成，其学说的内容和特点是“以经制言事功”，强调“务实而不务虚”，反对空言义理，主张“宽民力”“救民穷”，在富民基础上富国。温州人在宋代创立的永嘉学派，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倡导“通经致用”，其学术品格则兼重史重教。

　　永嘉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实学史上有其一席之地。北京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工程《儒藏》，其精华编(281册，已出版160册)，收书458种，周、薛、陈、叶的文集，全部收入，还加上《习学记言序目》《陈文节公(傅良)年谱》和长期在温州任教职、董平教授认为当属永嘉学派成员的宁波人楼钥的文集，以及王十朋《梅溪集》、陈埴《木钟集》。

　　南宋原本体的永嘉学派，实际上还有一些学者应当包括在内，如陈傅良的学生蔡幼学，他的著作是近代才发现的，蔡幼学注重民生的改善，强调“息兵养民为先务”，强调集聚人才，重用贤能。又有郑伯谦，他关注民生，较早提出“失业”问题，他认为：理财只为富国，不可“求民太甚”，他的《太平经国之书》还是最早探讨会计原则与作用的，为后世研究开创了先例。

　　作为思想资源的永嘉学派

　　晚清以来，面临千古变局，孙衣言认为“今日之务，以学术为急”，他受曾国藩的影响，为寻找变法自强的思想资源，又鉴于永嘉学派已有600年无赓续，即以重振永嘉学派为己任，在兄弟孙锵鸣和儿子孙诒让的帮助下，征访乡邦文献，刊刻《永嘉丛书》16种，复活了永嘉学派。由于变法维新、求富图强和早期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温州知识人汲取了外来先进知识，创建“后永嘉学派”，不断培植现代化所需要的世俗理性。

　　晚清温州先贤“开眼看世界”，积极致力于变法维新，强调“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在温州创办《利济学堂报》，在杭州创办《经世报》，在上海创办《新世界学报》，印行《治平通议》《六斋卑议》《周礼政要》，创办学计馆、方言馆、瑞平化学学堂等新式学校。他们提倡新学，传播科学，进行思想启蒙，积极探索研究科学技术和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他们发展工商实业，推进社会转型与变革，“立志使永嘉学派复活”(宋恕语)。近代学人心中的维新变法，往往同古代永嘉事功学派联系在一起，他们力图将传统的通经致用变成为当时变革维新的思想基础。因此说，永嘉学派的近代复活，试图从传统遗存中发掘现代性，寻找现代性的本土基因，显而可见，这个有“根”的新的生长，是有效的。

　　永嘉学派在中断600多年后得以复活重振，此事颇具时代价值，宋恕说“天荒首破，曙光乃来”，“于是温人始复知有永嘉之学”。事功思想，使得晚清温州知识人判断一种外部事物时，更倾向于对其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发生兴趣，而不是对其“义理”上的正邪感兴趣。事功主义的态度，使得温州人更容易克服意识形态的“泛道德主义”思想障碍，这种文化倾向更容易转变为现代化所需要的“世俗理性”，引起人们在自觉层面上的变革要求。事实上，实践也证明，进入近代以来，由于知识精英的自觉与努力，现代性在温州不断成长，成为了推进早期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动力。近代史上的温州，早期现代化推进的步履艰难而蹒跚，但温州人被现代性所吸引，对现代性的追求，对民生改善的探索，却异常的坚定。这种追求，长期坚持下来，或在战乱中潜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社会风气和文化土壤，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使得温州人的心理更容易适应变革，更能积极地参与变法图强。

　　当代温州人应重建新永嘉学派

　　南宋时期为改善民生而倡导通经致用的永嘉学派，到近代大变局中，转变成作为变法维新的思想资源的永嘉学派。进入现当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永嘉学派是可继承的与现代性相通的文化遗产。作为养料，永嘉学派已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文化土壤。在这一文化土壤上，随着先进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新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是否在温州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文化传统？需要进行讨论。但在事实上，温州人身上有：敢为人先的精神，抱团做强的作风，善行天下的品格。这种发展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

　　笔者以为，学术界当做的事很多。在继承方面，应当编撰永嘉学派编年，编纂永嘉学派全书，撰写永嘉学派概论。分析永嘉学派与当时其他学派的交流与争鸣，重新论述永嘉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更清晰地认识南宋时期倡导通经致用的永嘉学派的原本体。

　　要推进创新与发展。当代温州人继承已成为文化土壤的永嘉学派，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经过艰苦的探索，建设新永嘉学派，即推进温州学研究，推进社科研究和学术创新，创立温州学派。

　　改革开放以来，富有智慧的温州人领跑民营经济，创业创新，先行先试，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列，温州的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增强。温州的学术创新需要推进，理论上要有建树。古代尤其是近代的温州人，在学术方面是有成就的，二十世纪整理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书系共24种，其中温州人的著作就有《周礼正义》和《礼记集解》2部；近代中国的第一份纯学术期刊，是温州人创办的；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教育史专著和我国学人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是温州人撰写的。近现代以来，温州学人在史学、法学、文学研究、音乐学、地理学等方面，业绩显著，萧铮、黄通、洪瑞坚等长年专注于土地经济学与土地改革的研究，创立了当时中国的地政学派；苏步青等数学家创立了射影微分几何学派。当代健在的在外温州籍学人，如张立文、项楚、陈来、陈光中等，都有重大的业绩与贡献。今有人提出“张立文学派”的，四川大学和中华书局新刚出版《项楚学术文集》8种11册，学术研究的榜样在前面。

　　一方面，深化温州研究，当加强对温州人(包括群体、名人个体)的研究，加强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加强温州专题史的研究，尤其是需要加强当代温州发展的研究，建设温州学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学术交流，鼓励更多的学者研究和探讨哲学社会科学，拿出更多的学术创新成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洪振宁作者系温州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温州政协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