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首创中国“包产到户”的温州燎原社
编者按
70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中国人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求索”今起推出“壮丽70年·我的家国记忆”专栏，从温州的独特视角，通过提取温州人的个体记忆，来再现这段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历史，表达我们对祖国七十华诞的深深祝福，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接续奋斗、砥砺奋进的决心和信心。敬请垂注！
戴洁天口述 黄松光整理
凡是关心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历史的人，都不会忽视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的重要探索。它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早了整整22年。
如今，“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被写进宪法，成为我国农业的一项基本制度，给中国农业注入无穷的发展活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今年96岁、有幸被誉为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的我，想跟大家说说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中国农村改革之火在燎原社点燃
时间追溯到1956年，中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这年5月，当时归属永嘉县三溪区雄溪乡任桥、凰桥、曹埭三个村(今属瓯海区)的近千农户，办起一个农业高级社“燎原社”。永嘉县委派我任队长的工作队蹲点“燎原片”，指导农村工作。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又是读过新闻专业的知识分子，我深入燎原社的田间地头，与农户吃住一起，劳动一起，接触频繁，觉得农村的生产关系太脱离实际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出工不出力。我查阅政策文件以及外地的新尝试，逐渐形成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包产到户”，把收益与农户的劳动积极性直接挂钩。
我把调查报告上报给县委。同样来自农村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我的想法居然惊人一致。包产到户的办法在县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开始在燎原社试点实施。我们将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和计划发包的产量，全部落实到788个有劳动底分的劳动者身上，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产量人人有责。燎原社的这个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到1957年，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单季春粮增产40%。
我深知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严重性，努力在实践中寻找解决的办法。我奉命来到县委试点的燎原社，进一步做建立联系产量的劳动岗位责任制的实验。我坚信，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能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找到，也一定能够找到！在燎原试点的几个月里，我白天下田劳动，夜间开会研究，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并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后来，有人从燎原社的老屋里找到几只大木箱，里面装满当年试点留下的资料，有设计方案、谈话记录、测算数据、总结材料，还有我们编印的油印小报《我爱燎原》等，总共1000余公斤!白纸黑字、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这些材料，都是试点干部的心血结晶。
经过半年艰苦探索，试点组拿出了一整套实行包产到户的经验，既可实际操作，又有理论上的阐述。我写的这份《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第一份在集体经济中建立联产责任制即实行包产到户的系统总结。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话说，这次试验开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
可以说，是历史安排我们三人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时，李桂茂31岁，李云河25岁，我33岁。
从“路线错误”到上了社会主义“户口”
“包产到户”很受农户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此提高。但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也伴随而来。问题反映到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直至中央农村工作部里。浙江省委农业副书记林乎加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杜润生都予以肯定。但是很快，包产到户成了“路线错误”，《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说永嘉的试验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的新闻单位也纷纷加入批判，一场风暴降临了。
李桂茂被定为“中右”分子，降级到瑞安塘下公社担任副职。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我遭受的打击最大，县法院以“首创包产到户”的罪名判处“3年管制劳动”，最后被送回原籍农村落户，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在我被管制劳动期间，家人也受到牵连。爱人陈小梅因不接受离婚动员、“敌我不分”被开除团籍下放劳动，后来又被调出机关，下放农村小学任教。4个儿女被取消城镇户口，落户农村，断绝了受教育、找工作的机会，10来岁就上山放牛拾柴。还有好多亲属因为我影响入党、提干、子女入学和工作分配。
这么多劫磨没有动摇我的意志。我回乡不久，农村就陷入大跃进的狂潮，连累加饿，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两臂不能平伸，双腿疼痛继而僵硬麻木，夜间连床都爬不上去。深陷苦难之时，我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人民的命运。当我被押原籍时，暗自将燎原社“包产到户”资料整理随身带出埋在地下，使这一珍贵资料得以完整保存。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我的回答是“信念”。平反复职之后，我心如静水，从不宣扬，对一些失实的报道也不争辩澄清，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不了解我与包产到户的不解之缘。
我心上的火没有熄灭！我深怀希望，等待着明天！1979年春天，我的冤案平反。之后，我实现了入党的宿愿，调进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继续从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硏究，后扩大到对经济领域里“温州模式”的研究。而我倾注心血和希望的“包产到户”星星之火，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里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
回过头看，虽然燎原社出师未捷，但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无时不在。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倡导“包工”“包产”责任制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当年获悉温州尝试“包产到户”，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杜润生十分重视，立即由杜润生带队到温州调研。在随后开展的“包产到户”是与非大辩论中，杜润生因支持邓子恢的“包工包产”受到批评，被解除职务，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1981年复出后，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农业战线上这场延续25年之久的大辩论方告一段落。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又受中央委托，相继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
牢记嘱托，弘扬好敢为天下先的燎原精神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燎原社因首创“包产到户”而蜚声全国，访问的、调研的，纷至沓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政协、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农业部、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北京电影制片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单位和天津、安徽、上海、广西、福建、山东、湖北、江西等省市有关专家学者，港台地区及印度、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经济学家，都先后访问了燎原社和我本人。
与此同时，130多家报刊、出版社和电视台先后发表文章、出版图书和摄制影片，高度评价当年燎原社“包产到户”，一致肯定燎原社“包产到户”首开全国先河，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首开全国包产到户先河，肯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品质和“敢为天下先”的燎原精神。
1994年12月，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50万字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永嘉包产到户的实践》，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3月，我撰写的《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1年，“包产到户”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4年3月，瓯海区档案局编著《中国燎原社》，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
记得1998年7月27日，正值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杜润生第四次来温，参加纪念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座谈会。他动情地说：“今天，历史出了头了，他出来作证。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知悉正在筹建燎原社纪念馆，他亲笔题写了“燎原社史陈列馆”七个大字。
当年，“燎原社史纪念馆”在瓯海郭溪街道任桥村老虎山公园落成。馆内有中国第一份包产到户总结材料在内的300多份图片、资料等。该馆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义务管理纪念馆的是当年燎原社社员任世定，至今已坚守20多年，发誓要把“燎原社”守好、讲解好，让后人知道温州人改革的精神源头在这里。
长期以来，我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经常下乡走访农民、供销员、个体户、专业户，并接待全国各地参观者。新时代给了我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播下了市场经济的种子，进而孕育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
2003年5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永嘉岩头视察，特地听取了我40分钟的汇报，并语重心长地说：1956年的那场实验是永嘉县的光荣，是温州地区的光荣，也是浙江的光荣，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人民办好事。这番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好日子。转眼过去十六年，这番话还时时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耳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