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报纸不容易消亡,报业易消亡
原标题:低调人生蕴涵新闻富矿——访范以锦
●市场化报纸是走市场过来的,市场观念本来就比较强,总会有一批纸媒在探索中寻求新的突破。
●有机关报背景的报业领导是官员、文化人、企业家的混合体,要有社会责任、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担当精神,还要对国有资产负责。
●纸媒会时起时伏,不可能直线下滑,还会出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荣共存的春天。对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纸媒来说还有春天;而对一味守旧、创新意识差的媒体来说“严冬真是到了”。
●南方报业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拿到接力棒后继续往前跑。不是我一个人,是一群人。
——范以锦
我们开办人物访谈类栏目几年来,一直聚焦优秀报业单位的现任掌舵者,范以锦是我们访谈的第一位目前不在任的曾经的掌舵者。在访谈之前,对于范以锦,记者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从2005年开始,记者就在一些会议中,不断见到他,见面的次数可谓不少,但与他进行长谈,却从未有过;对他的办报理念、为人风格,从他的著作中,从别人的口中,听说的轶事可谓不少,但却从未有机会亲自感受。
范以锦一直保持低调而随和的个性。他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曾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原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任期间,他首次提出“报系理念”,先后创建了“21世纪报系”“南周报系”“南都报系”三大报系组织运营结构,提出并实施“龙生龙、凤生凤”的快速发展系列报刊的滚动发展模式,使得南方报业集团的品牌价值不断提升,集团各报刊以新的品牌理念雄踞一方,让“南方”二字万众瞩目。虽然“南方报业”名声在外,但在2003年之前,范以锦并不为人所熟知。
“期望能在我退出集团领导岗位之前,给集团和报业留下一些可以利用和推动进一步发展的财富。最重要的是无形的财富,也就是留下思路、留下人才、留下未来发展的后劲。”或许,正如“我们的梦想就是国家的梦想”那句名言一样,他的梦想就是中国报人纯粹的梦想。
2012年只是拐点的“预演”
记者:目前整个报业发展形势不是太好,对于新媒体有诸多尝试,但未找到可行之策,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范以锦:纸质媒体介入新媒体的转型目前的确很尴尬:不转,等死;早转,早死;无思路乱转,找死。我们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说出一大批做得好的知名纸媒,但如果问及哪个纸媒往数字化转型做得好,那怕睁大眼睛都不易找到。成为经典案例的很难找到,只有相对做得较好的。
纸媒往数字化转型,从技术层面来说并不难,很多纸媒都办起了网络版、手机报等。难就难在办起来之后如何形成影响力,如何找到市场模式、赢利模式。
新媒体与传统的纸质媒体是不同的传播形态,受众的接收方式和感受是不同的。纸媒习惯把自己的受众称为读者,新媒体将受众称为用户。读者是比较被动地接收信息;用户是“我需要用才选择你”,掌握了运用媒体的主动权。网络有大量的信息,选择余地大。网络上不仅可以看新闻,还有供你玩乐的平台,有为你的“衣食住行”服务的大量信息。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还是信息发布者,随时可与他人互动,“我的媒体我作主”。我们的纸媒经营者习惯于传统纸媒的运作,把这一套搬到新媒体上来运作,肯定水土不服,必须更新观念,以新的理念来运作新媒体。但那些经营效益很好的商业门户网站是否就可以成为榜样呢?具体经验是学不到的,理念可以学,他们“强烈的用户观念”就值得学习。
传统纸媒转型困难也与体制机制有关,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才能吸纳人才,才能开展良好的资本运营,才能打造技术的强势,才能更好地跨媒体发展。
记者:党报的发行量稳中有升,都市报则呈现大幅下滑,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吗?照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哪一天报业市场中只剩下了党报群体?
范以锦:前些日子,我给西部的部分地市机关报管理层讲课,了解到他们的危机感没有其他地方大,报纸发行量有保障,政府的行政手段很到位,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完不成机关报发行任务要一票否决。其实,全国各地对机关报的发行都是非常重视的,执政党的直接喉舌,不重视不可能。
除少数机关报之外,大部分机关报相对于都市报来说版面要少,经营压力要小。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机关报已断奶,自负盈亏,照章纳税。但如果将来经营发生问题,无法自负盈亏,政府也不会见死不救。
而非机关报的都市类等市场化程度高的报纸,死了也就死了,财政是不会拿出钱来扶持的。目前那些原本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都市类媒体碰到的困境是机关报所不能比拟的。这类媒体发行量大、版面多,靠大量的广告来支撑。规模越大风险越大,比如广告有5亿元,利润1亿元,只要某个广告支柱行业一旦不行,就有可能掉1个亿的广告,即把最后能形成利润的份额全掉光了。
这是否意味着将来只留下政府扶持的机关报呢?不至于那么悲观。市场化报纸是走市场过来的,市场观念本来就比较强,只是面对转型期未能找到新的模式。总会有一批纸媒在探索中寻求新的突破。
记者:报业经营谈来谈去,像做房地产、酒店、文化创意园等等,但找到赢利模式的少之又少。您认为目前的报业经营存在哪些亮点?
范以锦:报业经营也有做得好的。比如大众报业集团,2004年利润为3750多万元。在报业严冬论在中国兴起的2005年,利润达到5200万元。既然是严冬,按理这几年在拐点中应该困境重重,难以脱身。然而,大众报业却有着出乎寻常的表现,逆势而上。2010年,大众报业集团总资产、净资产、总收入、实现利润等综合实力,进入全国报业前六位。到了2011年利润达到近4亿元,2012年利润跃升至7亿多元,现有的14报5刊1网站全部赢利。大众报业的主业优势突出,产业布局得当,采取合作、吸收、兼并等行动壮大报业和拓展多元经营,赢利能力良好,发展后劲足。浙报集团先是通过多元化经营积累一定的资金,通过上市获得更多资金,现在他们强调要把主业做强。除了报纸这一块,往新媒体、全媒体发展方面力度很大。
当然,他们讲的新媒体是泛媒体概念,把介入网络游戏业务等,也当作是往全媒体发展。
人民日报数字化转型应该说也是不错的,除了人民日报的内容在人民网呈现之外,他们没有停留在复制的水平上,在人民网上有许多新内容,包括对舆情的分析、评论等,形成了非常权威的点评社会热点事件的舆论场。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也做出了影响力。大家都说纸媒不行了,但他们在网上对舆情分析的基础上,转化成纸质版的《网络舆情》,刊物也很有影响力,创造了良好效益。尽管人民网的经济效益与那些商业门户网站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在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他们算是做得比较好的。
由杭报集团打造的杭州19楼网站,除了提供新闻之外,为用户打造的“衣食住行”生活消费平台吸纳了大量用户。南方报业下属的南方都市报与腾讯联办的“大粤网”,共同打造广东城市生活门户网站,站在互联网巨人的肩膀上成为巨人的一部分,发展势头和经济效益都不错。
记者:您在南方报业从事这么多年的报业工作,请问您感触最深的一点在哪里?
范以锦:要当一名好记者不容易,要当好报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就更不容易。有机关报背景的报业领导是官员、文化人、企业家的混合体,要有社会责任、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担当精神,还要对国有资产负责。既要管好导向,又要“养家糊口”,实在不容易。攻与守、进与退的平衡,需要高度的智慧和技巧。
记者:您认为报业还有春天吗?到底这个春天在哪里呢?这么多报人都处于迷惑中,请用您的经验来指点一下迷津。
范以锦:2005年的时候,面对报业“严冬论”、“拐点论”,我针对纸媒呈“抛物线下滑、进入漫长的严冬一去不复返”的看法提出,纸媒会时起时伏,不可能直线下滑,还会出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荣共存的春天。我还认为,对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纸媒来说还有春天;而对一味守旧、创新意识差的媒体来说“严冬真是到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5年只是“拐点”的预言,这种预言让媒体人及早看到危机,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真正比较困难的是2012年,有人认为这才是拐点。我认为,2012年是拐点的“预演”,如果连续几年连强势的市场化媒体都不行了,并出现了倒闭潮,拐点才真正到来。西方说拐点也说了好多年,只有到了强势的百年大报都倒了,并形成了倒闭潮,才觉得真正的拐点到来了。中国的媒体本来就太多,倒掉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小媒体当属正常。网站倒掉的也够多的了,你能说新媒体的“拐点”来了吗?
现在都在热议“报纸消亡”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要明确三个概念:
一是报纸不容易消亡。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媒体的传播形态,总有人喜欢。
二是报业易消亡。当报纸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经营,不能成行成市时,纯报纸产业就不存在了。将来报业集团会变成“全媒体集团”、“现代传播集团”等。
三是报纸单位会分化。报纸不赚钱了,并不意味着报纸消亡,也不意味着报纸单位垮台。纸媒要坚持创新,包括形态、内容、经营的创新,也包括介入新媒体模式的创新,以及将纸媒品牌延伸到多元经营平台的创新。即使纸媒本身不赚钱了,但纸媒单位可能还在赚钱。
良好理念+学习能力:终成大器
记者:您离开报业一线后,转行到新闻教育领域,这些年来,对于新闻教育,您有哪些心得体会?
范以锦:一是感到新闻教育与实际脱节,要从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二是感到传媒教育大有作为,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到传统媒体的虽然少了,但整个社会对具有媒介素养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学传媒的可以到泛媒体岗位就业。传媒教育要适应这种新形势。三是现在办传媒院系的大学非常多,有盲目性。具备力量才能办,而且要分层次办,不同的传媒院系要有不同的定位。
记者:从社长到院长,从业界到学界,跨度有点大。做院长和做社长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范以锦:这是我刚转行那会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做院长要静心研究学问,做社长要紧张应对挑战。宣传有纪律,讨论无禁区。在校园里,有宽松自由的话语环境,而在媒体,报纸上的言论、报道,有严格的口径,宣传无小事。现在来看,做好一个社长对做好一个院长的益处显而易见。
记者:前不久,美国公布的最差职业中,报纸工作者榜上有名。您认为在中国,目前新闻院校的毕业生,会愿意从事报纸工作吗?
范以锦:想到报社工作的新闻院校的大学生还是很多,但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很多人感觉学传媒的转行非常多,这是事实。一方面,大学生现在都想找平台比较好的媒体单位,但你在挑媒体,媒体也在挑你,想进的也许进不了。另一方面,有些优秀生被媒体录取了,但优秀生还会收到更心仪单位的通知书,因此就会放弃纸质媒体。
记者:学校所受的教育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基本知识,与实际所要从事的新闻工作脱节太多。请问您担任院长以来,有没有在这方面采取过一些措施?这会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范以锦:传媒教育必须联系实际,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学院引进了一些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师资,也要求没有实践经验的年轻教师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有的让他们到外单位挂职。在本科层面,我们通过建立准记者“南方训练营”、特训营等方式,请业界知名人士授课,并从二年级假期开始安排他们进入业界见习。在硕士层面,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举办传媒领袖讲习班,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业界人士与学生进行交流,专业硕士实行学业界各有一位导师的“双导师制”。学院基本每星期都有半天的业界名人讲座。学生还参与自办内刊、网站等活动。暑期还有社会实践活动,分别由老师带队深入基层,开展社会调查。
记者:依您作为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年轻人要想日后成为名记者、名编辑,有哪些基础是最关键的、必须要先做的?
范以锦:有三个方面不可忽视:一是一定要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二是要联系传媒的实际,提升创新能力;三是多读书,包括新闻之外的书,积聚深厚的知识功底。
记者:相对而言,报社侧重使用人才,学院侧重培养人才,您认为在培养时,如何增强针对性?
范以锦:学院要强化与社会、与业界的联系,了解社会和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一般的“ABC”,学生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用不着花太多时间。要多研究前沿媒体生存环境的变化,分析媒体和社会最急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学校培养的人才不可能一下子就与社会完全对接,哪有可能“立竿见影”?但学校可以培育启迪思维的学习能力,培育良好的终生受用的理念。有理念支撑,又有善于学习的能力,终成大器才有可能。
“给自己打分:基本合格”
记者:您本身就是一座新闻富矿,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
范以锦:我原来是学经济的,由于“文革”停课,实际只上了两年大学,而且当时学的经济学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被完全颠覆了。我们学的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完全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到南方日报之后,在实践中学习,一方面是实际操作的学习,另一方面是看书,当了领导之后,还要读经济管理方面的书。进入新媒体时代,还得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他们接触新事物快且广。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喜欢了解新鲜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单单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不断超越自己,就要建立持续学习的能力。
记者:听说您在任时就很低调,出门不会前呼后拥。有一次,南方日报的门卫不认识您,居然不让您进报社大门。有这样的事吗?
范以锦:有这样的事。大部分保安认识我,那位保安是新来的吧!的确我不喜欢前呼后拥,出差除有特殊任务,我都是一个人走的,司机负责把我送到机场就行了。办公室的门也是敞开的,那不是我的发明,我前面的领导都是这样。
记得20多年前,有一个人跑到老社长办公室煽了他几巴掌,后来弄明白是外面进来的一个经神病人。但老社长并没有因这一“偶发事件”而改变原来的办公方式。
当然,现在社会环境比较复杂,按我们过去的那种办法也不一定行得通,但不管如何,优良传统作风的确要继承发扬。
记者:您在南方日报时,知人善任,但应该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比如一些新闻报道太露“锋芒”。请问您是如何面对这些压力的?
范以锦:坦然应对,不要自己先把自己吓倒。有些可能自己没有错,来自莫名其妙的压力;有的可能有错,意识到了就改。对的方面,该干的还得干。不能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转型期社会比较复杂,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是要考虑的。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老畏缩不前,但也不能一味猛冲猛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不可能。有时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记者:您在任时,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聚集在南方日报,这和您温和、包容的个性不无关系。温和、包容的您造就了锐意改革创新的南方报系,这两者看上去好象并不互融。
范以锦:我曾经说过,对于哪些“吃里扒外”、“敲诈勒索”的道德败坏者决不宽容,但对于那些积极工作的要宽容他们犯错,包括被一些人认为“政治错误”的人。对于有创新能力、能打开工作局面的开拓者,更要鼓励和保护。我曾经说过“谁出主意谁来干”。这指的是,出了主意经认定是可行的,而且经考核确认其有这个能力,就尽量让他来干。不这样,久而久之,谁还会给你出主意?温和、包容,加上“谁出主意谁来干”,一个单位的事业才会兴旺。
记者:您在任时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您的人品值得我们尊重。这是如何做到的?
范以锦:当面少听奉承的话,背后就会留下更多的好话。
记者:您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到2006年退休,其间历经36年,您认为您对南方日报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您给自己这段工作打多少分?
范以锦:南方报业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拿到接力棒后继续往前跑。不是我一个人,是一群人。在任期间,我感到自豪的是,人才聚集,总有那么一个大的群体在执著地坚守南方文化,倾心打造南方报业。即便离开了,也以“南方系”为荣,执著追求新的事业。我离任时说过: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忠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那是集体的贡献,不是我个人的贡献。但我可以给自己打个分:基本合格。